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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与公共精神——反腐倡廉的社会学思考
 
目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但总体形势并不容乐观,频发的被媒体曝光的腐败案例预示着这一工作的前景依然充满困难与未知。近期研读了几本西方社会学的著作,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和保罗·霍普的《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等,对于反腐倡廉的思考启发颇大。本文立足于社会学的考察视角,认为我国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存在着一个误区:我们推出的种种措施如高薪养廉、对腐败案件的严肃惩处等,实质上是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对个人主义的推波助澜[1]。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须从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出发,重建一个志在弘扬我党正气的共同体与公共精神。
在经典社会学之中,历来存在着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前者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看作是世界的主体,而后者则认为集体对个人具有不可辩驳的优先性。“霍布斯问题”——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被视为西方社会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以个人利益为根本诉求的西方社会,历代思想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集体主义的视角却一直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这一视角将现代社会的问题归结为集体意识的匮乏,实现社会重新整合的不是西方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所极力宣扬的理性,而是情感、信仰与价值,即社会凝聚力和黏合力。因此,价值共享在道德重建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唯有如此,才能培育出一种共同归属于一个道德统一体的情感,才能增强一个道德统一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从而使整个集体爆发出巨大的道德力量。此种思维对我们目前反腐倡廉工作具有启示作用。
我党目前所面临的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在广大党员中缺乏一种先进的科学的集体意识与公共精神,而这种意识与精神的培育需要一个得到广大党员共同认可并乐于参与其中的共同体。共同体指一定的社会成员共同承认并在心理上确认其归属的群体,如乡村、邻里、俱乐部及各种专业组织。每一个人可能会同时属于多个不同性质的共同体,但同一性质的共同体只会专属一个。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其成员共享的价值规范,即公共精神,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把它称之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良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则称之为“价值系统”。公共精神对于其成员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决不是依靠严厉惩处等手段而达成的强制,而是一种所有成员所共同认同并视之为一种荣誉和使命的自愿遵从,这样一来,约束力就会转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和黏合力。
作为目前我国一个最强大的、最先进的共同体,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共产党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腐败及其对党员形象的严重损害。成克杰的堕落表明部分共产党员已经违背了当初的伟大理想,反贪局局长刘宏竟然拥有四个合法的妻子和六个儿女的事实则告诉我们,部分党员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资格,极小部分党员的道德水平甚至低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标准。价值体系的混乱导致最早由我党创始人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一公共精神正在面临危机,共产党员的公信力也不复当年。党性堕落是信仰坍塌的必然,其结果不仅丧失一个党员的基本操守,甚至还会堕落成一个丧失人性的疯狂的野兽。总之,对于共产党员而言,信仰与公共精神就是灵魂与脊梁。重建与我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相匹配的公共精神已刻不容缓。
当前形势下党员的公共精神具体所指是什么呢?中央在关于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胸怀全局、心系群众,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前进,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中央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基本要求,但仅仅把它理解成义务和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它当作每一个党员都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自觉遵守甚至视之为基本操守和党员的荣耀,即它必须是一种党员自愿遵守并践行的精神,甚至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铭刻于每一名党员的心中。这就是康德所强调的“出于责任”与“合乎责任”的区别——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不仅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乎责任”,更重要的是“出于责任”[2]。唯有如此,它才能称得上共产党员的公共精神。
这一公共精神是共产党员始终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从根本上说,腐败与我党的性质是水火不容的,但是个人主义的泛滥使得它们以扭曲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由于在集体生活里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公共精神将极大地缓解个人主义对广大党员的侵蚀与纷扰,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里所说的那样,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公共精神,可以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意识。而腐败的根源就在于过于膨胀的个人主义。胡长清在其《忏悔录》里为自己的腐败总结了三点原因“不学习、忘了本和贪图享乐”,毕玉玺反思的结果是“自己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变化,生活上贪图享受发展到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众多腐败案例无不证明,腐败就是欲壑难填,就是个人至上,就是缺乏信仰。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马文2007年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指出,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防止滥权,而权力的滥用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猖獗。然而,当个人主义遭遇公共精神时,共产党员将会发现人生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个人之上,更在于融合于集体与共同体之中。康德曾经严肃地告诫世人,使一个人成为幸福的人,和使一个人成为善良的人,决不是一回事。共产党人的“善”就是坚守上述公共精神,胸怀崇高理想,心灵宁静,崩于泰山而不动。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将反过来推动党员这一共同体的发展,从而实现良性循环。社会需要一个和谐的环境,党员共同体也需要和谐的氛围。公共精神有利于建设生机勃勃的、相互支持和具有包容性的党员共同体,各个党员的自主性和多元性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从而才能实现党员共同体的真正和谐,而一个和谐的党员共同体就不会滋生腐败。
反腐与倡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倡廉也必须依赖公共精神的培育。所谓倡廉,顾名思义,就是提倡一种廉洁的风尚,使之成为共产党员的一种基本道德规范。因此,公共精神对倡廉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强大的、积极向上的公共精神才能塑造一种深入人心的廉洁之风。反之,如果共产党员和党员共同体公共精神混乱甚至错误,廉洁之风尚断难产生,就算偶然得以形成,也终究难以持久。当然,反腐与倡廉是一个整体,具有同一性。倡廉是反腐的一种有效手段,而反腐则是倡廉的目的,如果没有腐败,倡廉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充分表明了两者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之风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漠甚至无情,每个人都退回到自己那个最狭小的生活空间甚至是虚拟世界里“网络至死”[3],以保持自身生活的独立。由于大面积、高频率和深程度的腐败,共产党员的公共威信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何重塑党员形象,增强党员的先进性,是当前我党建设的一大课题。社会学把党员这个总体概念视为一个共同体,而公共精神则是塑造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核心范畴,它能够有效地克服腐败赖以产生的温床和倡导一种新型的廉洁之风,从而直接关系到这个共同体的生命力与未来。公共精神的重要性提醒我们,任何社会组织,如同人一样,必须得有自己的精神。没有精神的社会组织,必将失去起码的战斗力与生命力。
 
 
                               企业文化中心 周遇爱

 


[1] 经验表明,高薪养廉并不能阻止腐败,反而会让腐败者个人的无止境的欲望更加膨胀;对腐败者的严厉惩处主要的目的是对潜在的腐败者的震摄作用,但由于它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性措施,而且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发生腐败的个人,所以它对广大党员干部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对个人欲望的暂时压制,更有极少部分对腐败者产生畸形的羡慕与崇拜心理,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这种腐败的思想根源。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种欲望的压制越久,其爆发之后的破坏力就更大。故本文强烈主张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提倡党员的公共精神,从而实现党员共同体的团结与廉洁。
[2] 康德认为,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要从它的动机而且只能从它的动机来评价。一种行为唯有出于责任,以责任为动机,才有道德价值;相反,那种仅仅是结果合乎责任,而以其他的利己目的为动机的行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比如在反腐倡廉中,某位党员的确非常廉洁,但如果仅仅是害怕受到惩罚而导致的廉洁,在康德看来,仅仅是合乎责任而不是出于责任,因而也是没有道德的。只有那种以共产党人的操守为终极追求的廉洁,才是道德的。
[3] 美国学者尼尔 · 波兹曼把现代社会中的一切公众话语都以一种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称为“娱乐至死”,德国学者弗兰克·施尔玛赫则用与之对应的“网络至死”意指在一个新的时代里,个人主义如何与网络一拍即合从而产生现代社会的个人认同危机的。